陈中

     还有几天，2004年即将翻页成为历史。《南风窗》也步入了20周岁之年。回首，目光所及的当然不只是2004一个年头，《南风窗》这20年与共和国一同进步，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在岁未新年交替之际，《南风窗》作为今天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媒体，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思考。

    纵观300年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发现，世界的潮流乃是宪政革命和宪政文明的潮流。1911年中国的宪政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大清帝国，直至1949年才建立了初见雏形的民主共和。由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史学观在现实中简单的拷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植入了一代人的潜意识之中。我们经过短暂的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之后，又陷入了“反右”、“文革”的“斗争”运动中去了，“斗争”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也使得社会型态扭曲。幸亏邓小平先生用最朴素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只有发展经济、民富国强，才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告诉我们：要发展经济，稳定压倒一切。

      我们注意到，经过25年的建设，中国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业绩，而且在社会变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量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现阶段，中国社会已经悄悄地步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课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构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文明的构建；就是全民族公共利益的构建。

    我们注意到，执政党的政治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宪政文明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区别的，党的政治文明，一是杜绝“刘少奇的悲剧”重演，二是杜绝“成克杰”、“胡长清”的腐败滋生，三是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宪政的文明，是杜绝“孙志刚事件”的重演。宪政的“政”是政府的“政”，是公共事务行政的“政”，而不是简单意义上“政治”的“政”。当然，政治与政府是紧密相联的，但不是完全重叠复盖的，因此，治党和治国是两个相关而又独立的课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页〕。只有对这个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

    我们注意到，民生问题，是永恒的公共利益，而现阶段中国的民生问题，早己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单纯对温饱财富的追求，而上升到一种对“安全感”的更高级追求一一私产保护、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安全、公共防疫卫生安全、社会治安人身安全、社会劳动保障、下一代成长环境健康安全......等等。这些问题，在实质上，有许多都要依靠保障和扩大公民权利、靠依法行政、推进法制来解决的，这些都是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人们共同关注而又极具根本性意义的公共利益。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我们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优良传统之外，还在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执政以人为本”、“法律以权利为本”、“司法以公正为本”、“依宪行政”以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等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框架，通过保障民权去改善民生，通过推行法治来发展生产力，通过建设宪政文明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民权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也在日益高涨，理性表达、平等对话、舆论监督、民主参政议政的意识也在日渐增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官员执政作风的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宪政文明的不断成长。

       20年前，《南风窗》诞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启步前行之际，被读者称之为“开启思想之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0年来《南风窗》秉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杂志精神，以“出色的主流新闻、具有社会责任感、为了公共利益和聚焦政经”为特色，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理性和务实的品格和气质，得到了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认可，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20年来，《南风窗》为正面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了一分绵力。

    今天，我们站在“准小康”的门坎上思索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下一个20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20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人，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传媒，我们看到：党和政府与人民共建的新型的宪政文明，是中国历史5000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新进步和新转型。这将对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产生极其深远的良性影响，而大力推动宪政文明的建设，则正是下一个20年以及将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整个中华民族最根本、最重大的公共利益！

亲爱的读者，共同聚焦政经，感谢您相伴走过改革开放的20年历程。

亲爱的读者，为了公共利益，让我们携手与共和国同行下一个20年。

“南风”劲吹20年，

中国新闻类杂志“渐趋”成熟

《中国图书商报》李宁  彭澎

      您当初参与创办《南风窗》时只是一位普通摄影记者，20年后却成为这份中国极有影响力杂志的领导者，其中有过什么奋斗与机遇?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一家纺织厂任副厂长，那时厂里1500名职工中，女工就占了1350人，所以当时好多人都笑我是“女工领袖”。之后进入广州市委党校学习，学习马列理论，并且成绩不错，就被广州市委留了下来。参与创办《南风窗》。

      《南风窗》刚刚创刊的时候只有4个人，半年后增加了2个人，1985年底的时候又增加了2个人。今年是《南风窗》20周年，回头看看，当年的4个“元老”就剩下我一个人还留在《南风窗》。有人问我，《南风窗》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我是怎样去培养这些人才的?我说前半句说得对，后办句应该改成我是怎样被《南风窗》培养的。创刊初期我对怎样办杂志根本“不懂行”，20年来我是与《南风窗》共同成长的。

      《南风窗》人常说这样一句话：《南风窗》给你一个舞台，但唱主角、配角、丑角还是下台，那要看你自己的能力。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努力着的人。 

       国内期刊能一做20年的很少，能在20年中做成一个主流新闻期刊，就更加难能可贵。是什么让《南风窗》做到这一点的?

      《南风窗》成长的20年，也是国内期刊发展的20年。的确，与《南风窗》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很多杂志，现在已经渐行渐远渐无声。今年是《南风窗》20周年，我们也对这20年的历程做了一些回顾和反思。

      《南风窗》能在20年中始终保持严肃、理性、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品质，究其原因，无论在创业阶段还是发展阶段，《南风窗》一直保持着一种浓厚的人文力量和高度的理念聚合，解释出来就是社会责任感、良知和理性。它会促使我们以高度的热情对待工作，从而焕发个人最大潜能。  

      这种人文精神的形成和理念的聚合，是20年来在《南风窗》工作过的人共同的积累，并非一人之力。即使现在已经离开了《南风窗》的同事，都会把在《南风窗》工作的那段时间看成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今生无悔。这也是支持我在《南风窗》一干就是20年的动力。

    《南风窗》创刊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十分特殊，《南风窗》为什么会有这种勇气打破当时的环境局面?

       事实上也不算勇气。当时的媒体环境两头不着岸，一方面大报大刊被体制束缚，惯性使他们难以突破自己；另一方面地摊文学泛滥。《南风窗》作为新媒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和现实差距的东西，我们找到了两者之间最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前瞻的、引领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南风窗》创刊才刚刚第五期，漫画家廖冰兄送给我们8个字：“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因为找到了这个行业的差距空间，无论是在定位、风格、方向上，成功很容易就突现了。1988年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南风窗》办刊实践研讨会”，会下很多媒体老总对我说：很羡慕广东这边的新闻氛围，在这种环境下媒体很容易走出来。 

 2 0年中《南风窗》几易定位，为什么会这样不断推翻自己?  

       很多同行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说我们一直在转来转去，其实不是。《南风窗》在创刊的时候就定位时政新闻类杂志，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

       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阶段性，作为媒体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突出的特点。比如《南风窗》刚创刊时是担负着思想解放、启蒙社会舆论的作用，我们提出做“四新四桥”。1998年金融风暴后，财经、产经、政经问题成为热点，我们又提出“聚焦政经”，但同时并没有丢掉新闻，只是突出政经特色。2003年1月《南风窗》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方面我国已经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成就，温饱问题也基本解决；另一方面，劳动保障、就业、治安、环境保护、未成年人教育等等成为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不再是仅靠经济增量就能解决的了；，特别是“非典”之后，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期，上述问题就成了社会的主流新闻。《南风窗》再次调整的“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是让我们的定位更鲜明、更准确、更丰富。

       这就像我们说的《南风窗》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不是抛弃了什么，而是更加突出什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我们的重点、特色做出一定的调整。其实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包括四层含义：1中国社会主流新闻；2公共利益；3强烈的社会责任感；4聚焦政经。

      作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南风窗》的读者群是怎样的?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南风窗》的读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读者总数的80％，职业比例是公务员占60％，知识分子20％，其他职业20％。《南风窗》自己对读者的定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

      举些例子，有些中央高层领导也在看《南风窗》，而且会对《南风窗》的报道做出批示；在省市领导中阅读《南风窗》也十分普遍。广州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去山东、陕西出差，发现济南、西安的市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办公桌上都有《南风窗》。南京市委市府两个机关共订了500份《南风窗》，而且并非上级的行政命令。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我曾去郑州出差，当地的一位市领导对我说，他是《南风窗》十几年的读者，对《南风窗》十年前的文章题目、内容如数家珍，记得比我还清楚。   

       《南风窗》读者的忠诚度非常高，这一点是业内公认的。《南风窗》一半的发行量来自长期订户，并且这些长期订户都很稳定，即使是在过去几年整个期刊业征订量急剧下滑的时候，也几乎没有起伏。有预测2005年全国期刊征订量可能会下滑，但在2004年12月，《南风窗》的征订总量却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2．6％，1月份破季征订又订出7400多份，总共增长5％要多，接近6％。《南风窗》的发行量基数本身在国内新闻类期刊中是最大的，所以能有如此多的增长并不容易。

              主流社会的主流媒体要有“分寸感”

    老读者是《南风窗》的财富，那么《南风窗》怎样看待和开发新的读者群?

       我们也有对新读者是否会“断层”的担忧。很多老读者都会给我们这样的反馈：我从大学时就在读你们的杂志了，但当下的大学生却未必。现在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多元化，有了更多的选择。

       《南风窗》这样的媒体代表的是社会主流思想，如果主流失语，低俗的商业文化和庸俗的文化就会泛滥，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跟二十年前《南风窗》创办时的很相似，有些历史重演的意味。现在社会处在转型期，媒体本身竞争很激烈，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趋向和消费习惯，又导致了商业文化和主流媒体在抢夺受众市场，比如清宫戏的泛滥。一个国家和社会要前进，对社会现实关注的主流思想一定要占主导位置，不能任由人们在低俗的文化中沉沦。

      作为传媒，《南风窗》在主流人群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必须要用动态的眼光看这个问题，与庸俗文化争夺读者。并且，在与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看待社会问题眼光的成熟度、深度、敏锐度出乎人们意料。

      2005年1月，《南风窗》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南京大学80个大学生到安徽农村进行三农问题的社会调查，走访了4个县、100多户农家，写出了《农村秋收报告》。对于三农问题，整个社会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者、媒体和社会各界都相当关注，而以大学生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种角度，会给人新的启发。事实上很多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大学生们关注的，他们对此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愿意走出象牙塔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南风窗》作为传媒，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他们和社会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因此我们决定今年4月开始，《南风窗》长期资助中国大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由大学生们提供方案、我们审核调查题目、内容和执行的可行性，请专家做指导，最终成文的调查报告，会选出一部分刊登在《南风窗》上。这项活动不仅可以让更多大学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而且对于当下、未来社会和媒体责任，都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间接为《南风窗》培育了新的读者，让更多的大学生和青年人认识和了解《南风窗》。  

      社会对《南风窗》的口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始终关注社会舆论热点问题，昨天《南风窗》20周年的研讨会上您又说。，做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要有分寸感?这是怎样的分寸?

       有人说《南风窗》“大胆”，我认为这更多是一种胆识，关键还是在后面的“识”字上。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出发点是建设性的。我说过，传媒在不同阶段都面对不同的问题，担负着不同功能。现在媒体面对的问题有两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种情况下很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出于市场考虑、为了吸引眼球就会打一些擦边球，这样的动机就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恶意炒作，就会发生失分寸的状况。

       二是分寸感。有了建设性的前提，就会把握这种分寸感，也就是“知与行”的关系。应该明天才说的事情，你今天说就会不合时宜。另外“分寸感”还有一个适时适度的问题，媒体要认清自己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在什么样的空间里做。

       《南风窗》的一些专家、学者作者在写稿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要阐述一个观点时，为了突出自己的思想，语言上往往走得比这个观点要远得多。这时候我们编辑就要掌握这种“适度”，来把这个关。所以即便是一些很高层的领导为我们写文章，事先通知我们“我的文章不要改动”，但我们最终还是要用这个道理劝服他。

我们提出《南风窗》的编辑要做到两个“主”字，主动和主导。所谓主动就是我们不能等别人来投稿，要主动策划一些选题，请专家和学者们来做；主导就是我们要把握住方向和分寸，很多专家学者都是很“大牌”的，我们不能被他们牵着走。

你以上讲的是在处理与作者的关系上要把握的分寸感，那么怎样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上把握适度呢?据说如果《南风窗》连续几期没有这种关于舆论热点问题的文章，零售发行量就会出现明显下滑?

      读者热衷的问题我们叫做当下话题，一方面我们要考虑不要漏了当下话题，关心读者的喜好，另一方面也要看清社会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能一味迁就读者。当下话题能够在短期内影响发行，但我们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随波逐流反而会破坏《南风窗》一直以来的品质。

      做这样一份杂志的社长，责任感和压力会不会也比普通杂志要大得多?

      责任当然有，主要来自三方面：市场经营的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因为这几个责任交织在一起，所以有时感觉压力真的很大。但心底无私天地宽，《南风窗》多年来都是这样走来的，作为社长，管理、责任不能丢，同时也要有良好的心态来面对。

                  新闻类杂志“渐趋”成熟

      对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瞻性，也是《南风窗》备受肯定的，怎样才能具备这种“未来的眼光”?

       一是要积累；二是要顺其自然，刻意是做不到前瞻的。

      《南风窗》有相当一批作者是参与过国家一些文件的起草和执行的，我们会在这些文件公布之前就了解到了具体的内容，前瞻性就比较容易做到。但如果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刻意去制造一些话题，反倒会估计不清形势。

    有人认为《南风窗》的评论、分析文章业内首屈一指，但记者自行采写的时效新闻方面做得并不突出。《南风窗》此次再次修改定位，“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会不会加大对时效新闻方面的采编力度?会怎样与同类媒体在这方面竞争?

      《南风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编辑、记者不能写太多稿子。我们担心自己的文章太多容易同质化，甚至成为记者编辑的自留地，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倾向化。我们要求每一个编辑、记者的背后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作者网络群，这个作者群的构成可以是专家学者，可以是同行媒体的记者，可以是大学老师甚至普通读者，并没有什么特别限定。

      《南风窗》刚创刊时文风曾经受到肯定，甚至一段时间内被别人模仿，我们还总结出报道应该怎么写，评论怎么写，编辑怎么处理，可慢慢地所有人写的文章都呈现出相同的风格，成了新的“党八股”、“南八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事实上《南风窗》的评论性、分析性文章增多、新闻减少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今年我们提出，要加入更多的新闻事实内容，不要太多评论，不要把《南风窗》搞成个新闻分析杂志。

      然而《南风窗》毕竟是半月刊，对于时效性，再怎么快也快不过报纸，报纸也快不过电视。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优势，无法类比，杂志的优势是新闻再过滤和深度报道。虽然当下报纸纷纷“杂志化”，也做什么新闻链接、背景资料之类，但还是有很多背后的东西受时限无法做，只能报道事实事件。而同样的题材我们做，不但可以做新闻事实，一并连事件的最终结果和社会判断都能够形成后发制人，而且新闻事件传播迅速，今天的新闻可能明天就会被别人覆盖，后天的新闻又覆盖了明天的……经过一段时间，最有价值的新闻就浮现出来，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最近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出现，但以同类新闻串联起来的深度报道却很少有媒体做；《南风窗》就将苏丹红、毒奶粉、假酒、毒大米等新闻组合做了一期食品安全的问题报道，反响很好。

      做媒体要根据自己的特性调整自己的切入角度，没有必要跟别人抢新闻。国内三家主流新闻杂志各有特色：《三联生活周刊》走文化阅读路线；《中国新闻周刊》的新闻时效性最强，但发稿周期短也限制了他们，出现记者指挥编辑的问题，选题缺乏策划，“快餐”的感觉多一些；《南风窗》擅长的是独家策划。

      《南风窗》创刊20周年的一篇新闻稿中写道：新闻类杂志渐趋成熟——我们知道，时政期刊在中国期刊界崛起最晚，并受其性质所限，无法与时尚类期刊所呈现的蓬勃之势相比。

       的确，国内时政新闻类杂志在9000多种期刊中只占极少的部分，属“一小撮”，而且从时间上算，时政新闻类杂志浪潮也是从2000年才开始崛起的。但是，不要忘记，从国际惯例来看，评价一个国家和社会新闻事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新闻类期刊的成熟度和影响力才是一个衡量的标杆。

      我认为“渐趋成熟”说的是一种相对的情况，与5年前相比，《新闻周刊》《 了 望东方》《新周刊》等这些同行在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渐趋提高，这是值得高兴得——作为同盟军我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从另外的角度看，时政新闻周刊不成熟也说明它们的成长空间巨大。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公民素质提高，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发行、广告、品牌经营的三条腿

    《南风窗》目前的发行情况是怎样的?

      发行上，订户比较多，一半数量在邮局，30％的零售也在邮局，其他在“二渠道”。

      去年开始我们对“二渠道”的发行做了调整。中国的“二渠道”民营分销商大多是从“自由市场”上打拼出来，大多是一人一店的散兵游勇；近两年第三方发行机构又纷纷出现，整个“二渠道”市场比较混乱。《南风窗》的总发权一直没有交给某个公司，只把北京和西南地区的代理权分别交给了大华弘景和四川尚和。

      “二渠道”民营分销商的问题是，大多很难与刊社互动，不做推广工作，交款不及时，不确定因素太多，赚了很可能就跑去做别的行业了。《南风窗》现在要求是，每个地区的代理商必须是当地最强的，做不到最强的就换人。

      《南风窗》的社会价值和广告价值似乎很不对等。广告方面，远不如《中国新闻周刊》《三联新闻周刊》《新周刊》这些后来者经营得好。    
      是这样的，《南风窗》一直还是有文人办报的特点，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广告经营上还是较弱。一直以来我们的措施都不是很有力，现在已经做出调整。一直以来《南风窗》的广告都是我们自己做，2002年曾交给广州日报集团，去年起开始跟凌视传媒合作(总代理)。

      《南风窗》的社会价值一直没有为广告主所认识，尤其是一些国际品牌。这些品牌大都倾向于做一些全国性媒体，乍听《南风窗》的名字还以为是一份区域性杂志。事实上我们的杂志不仅覆盖所有的一级城市，二、三级城市也都已经大量铺到。这些不被广告主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推广原因。

      我认为期刊媒体的广告经营还是要与专业公司强强联合，不要搞成“小而全”，什么都要自己做。这样中间容易产生灰色地带，而且过度的商业化也会侵蚀媒体的采编队伍，出现有偿新闻等等。总之副作用很大，广告经营也上不去。

      有效的品牌经营是获得广告收益最好的方法，《南风窗》的品牌经营之路走得如何?

      《南风窗》品牌已经得到了认同，只是长久以来没有更深地推广。近几年，包括大众传媒互动、网络互动、举办主体活动等等我们已经在尝试做更多的品牌经营。

    去年《南风窗》在广州举办了“《南风窗》之夜蔡琴演唱会，该演唱会成为广州六年来最火爆、上座率最高的演唱会。演唱会之前我们在全城张贴了2800张海报，120万条短信预热；新闻发布会上又策划让蔡琴与《护士长日记》的作者等一批白衣天使互赠CD和图书，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这样的品牌推广，比生硬的广告要好得多。像昨天《南风窗》20周年研讨会和组织南风窗演讲团巡回演讲、资助大学生社会调查，都是我们尝试做出的品牌推广活动。

集团化经营是期刊发展的趋势，以《南风窗》现有的影响力，可否有这样的发展考虑?    

      《南风窗》将来一定会是一种杂志群的经营模式，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大的思考，但一定不会搞同质化竞争。比如现在已经在做的一本《新营销》，便是开辟了另一个市场。大概会在政经、财经、产经这些领域做文章吧。另外我们也非常看好人文杂志在国内的发展潜力，总之是做就做自己的强项。    (李宁／整理)

　　陈中虽是广东人，他的少年时光却是在北京度过，后来回到广州并居住了40多年，但一口普通话仍说得非常地道——是巧合吗，这正与这份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立足珠三角、面向全国的新闻杂志形象很恰当地吻合。

 　　陈中1985年从党校毕业后，就投入了《南风窗》创刊的工作。32岁的他从一名摄影记者开始，与《南风窗》一同成长。用19年的时间，共同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同《南风窗》一起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其间曾任从化市委常委分管宣传和文化工作。

　　4月8日晚，在昆明翠湖畔的晴水泊，窗外春雨萧萧。陈中神闲气定，侃侃而谈，言语中既有传媒人的睿智和责任感，又有长兄式的宽厚，与我们聊得很投机。转眼就到了午夜时分，陪同的友人提醒我们，“你们要是再把他的谈兴提起来，聊到凌晨3点也可能，他刚从迪庆回来，有高原反应，身体不适。”我们只好打住。

　　创刊之初“四新四桥”打拼“拳头枕头”

“目前，中国的新闻事业、文化产业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认为目前和当年创刊时都是重要的历史时期，但表现形式很不一样。”

　　A周末：《南风窗》创刊至今年已19年。创刊之初,《南风窗》在报道内容侧重上与目前有什么不同？当时就定位于时政新闻和财经新闻吗？

　　陈 中：1985年，中国社会正处于“文革”结束不久，“八个样板戏加一报两刊”的文化新闻体制，使当时全社会处于对文化、信息极端饥渴的状态，也造就了1979年到80年代初期出版发行业“最黄金的时期”，几乎是只要印了字的纸片都会有人认真地读。但到1980年代中期，“拳头加枕头”的通俗武侠小说和以琼瑶爱情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极度流行，但文件式的、板着脸孔的新闻报道并没有更大改变，社会能得到的信息仍非常有限。于是，我们产生了办一本杂志的设想，希望通过对“新观念、新潮流、新趋势、新事物”的报道，架设“经济和文化的桥梁、群众和政府的桥梁”，这就是我们的“四新四桥”的办刊理念，当时的定位是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读者的评价是“活不失实、华而不邪”。

　　A周末：“四新四桥”应对广东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当时全国有没有能与《南风窗》比较的媒体？

　　陈 中：《南风窗》不强加观点、突出客观呈现，是读者关心的、贴近生活的、当下面对的热点、有思想性的、能给他们更多的启发的媒体，我们走在了前面。新闻单位不单采访新闻，还要“制造新闻”，即注重推广新的理念和信息。《南风窗》创刊时推出“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发动广州市民就交通、教育、治安、就业等问题向广州市政府提建议，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有关部门，面对面与市民讨论这些意见和建议。持续1年的活动影响非常大，每个提议至少有相关部门务实的回应。这个活动被国际传媒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气象”。

　　1988年，中国记协在京举办了由32家首都新闻报刊的总编参加的“南风窗办刊实践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一家地方报刊开的研讨会。有人认为“南风窗在中国新闻改革史上会留下一笔。”

　　去年下半年以来，本已硝烟弥漫的国内新闻杂志市场突现惨烈态势。从1998年将自己定位为“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南风窗》、几年来其“政经新闻”特色影响越来越大，最早标举的“政经”路线也广泛被接受。但就在其他新闻周刊相继将自身定位描述添加“政经”两个字的时候，《南风窗》却似乎要淡化“政经”色彩，提出“做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在显露做中国新闻杂志领导者理念的同时，是否还暗示《南风窗》将逐步向综合性新闻周刊转型？透过中国社会多元化程度在加快这个大背景看，新闻期刊在关注点上的多元化应该是大趋势。

　　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A周末：《南风窗》目录页写着“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创刊之初就定位全国性新闻刊物吗？

　　陈 中：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当时希望改革之风能从这个窗口吹向全国。但我们发现《南风窗》这个名字的地域性还是太强。

　　《南风窗》的办刊定位有过几次变化，创刊时是“四新四桥”，1996年提出“聚焦政经”，2000年提出“一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杂志”。去年，有人提出“做中国最好的新闻分析杂志”，还有人提议将“为了公共利益”写在杂志封面，还有“聚焦政经、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我觉得都不是杂志的最终定位。最后，我提出“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更强调新闻性，更强调影响力。

　　主流新闻不等同唱赞歌

　　“中国社会有中国特色，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新闻观点，中国社会一直在向上走，这就是主流。主流中存在许多不平衡，这是发展的问题。《南风窗》披露问题、提出思考，是与主流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

　　 A周末：您一再强调做主流新闻？您如何定义中国社会主流新闻？

　　 陈 中：任何社会都有主流社会、主流人群，能够影响主流社会的新闻一定是主流新闻。《南风窗》的读者绝大部分在大中城市，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人群。“做最出色的主流新闻”使杂志的内容更有层次，第一层就是“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还包括：为了公共利益、做一份有社会责任感的杂志、聚焦政经，而最终定位还是最具影响力。

　　我认为，主流新闻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主流的内容，是主流社会在思考的东西，是最为社会人群关注的内容。

　　 A周末：《南风窗》给人的感觉“泼冷水”比“唱赞歌”要多得多。怎样把握好批判的理性和客观性，提出有益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陈 中：要做能够影响主流社会的新闻，自己首先就要做主流社会的人，而且要比被影响人群有更成熟的思想。这是杂志对采编人员的要求。《南风窗》的作者大部分是主流社会精英。在一些选题上，《南风窗》主动组织专家、学者写稿，采访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者、政府智囊班子和顾问，《南风窗》为他们提供互动平台，主流话题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展开，这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甚至领导层的认同。

　　A周末：一本杂志客观上也会反映编辑的关注和认识，怎样鉴别这些关注和认识能为主流社会所关注和普遍认同的？

　　陈 中：任何一个编辑都有自身局限性，而杂志应该是有整体认同感的，这需要编辑逐步成熟。同时，社会公认是动态的，办杂志要有历史眼光。“知与行”，知是理性，但道理可能是对的，但明天的话放在今天说是不对的，行则是务实。“知与行”也是随着社会发展、编辑认识能力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A周末：但《南风窗》最突出的特色恰恰是前瞻性，许多大家明天才说的话，《南风窗》今天就说了，这种新锐性是否包含扩大杂志影响力的动机？

　　陈 中：前瞻性在于“识”而不在于“胆”。至于扩大杂志影响力的动机，《南风窗》已经形成品牌影响力，要的是更成熟和谨慎，而不是有意制造轰动效应，通过打“擦边球”来吸引眼球，我认为已经不存在这个理由，或者说没必要了。但我们所强调的主流性、新闻性、思想性、原创性、可读性，主流性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新闻性就是要做当下为社会所关注的话题，但我们强调原创，还要可读。

　　A周末：《南风窗》的读者定位在都市中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但却是同类媒体中对“三农”问题最关注的，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连续做了几个“三农”问题专题，揭露了许多农村基层的问题。是否这样认为，媒体在批评揭露问题后，是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的，而不是给社会的稳定团结以消极影响？

　　陈 中：《南风窗》的读者主要是城市的、主流社会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二级城市、三级城市甚至四级城市的读者。更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已经是本届中央政府提到议事日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还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主流话题。

　　问题已经摆在人们面前，而且有些问题还很深，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回避问题，对如何着手解决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将一些问题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或者能够引起一些思考，希望促进问题解决，仅此而已！这符合主流社会和政府需要的信息汇集，《南风窗》的选题是当前不能遗漏的话题，这是重大话题的正面推进。

　　A周末：在同类政经杂志中，《南风窗》是最“硬”的，这个“硬”是说其他杂志多少都会有很生活化的、很时尚类的“软”内容，但《南风窗》好像在刻意回避这类内容。是否考虑过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能够进一步扩大读者群的规模？

　　 陈 中：没有考虑过。《南风窗》增加了思想文化栏目，但不是娱乐，即便我们做的娱乐类的题材，如电影《英雄》我们写的是电影产业的市场背景与运作，而不是花絮。因为我们做的是时政新闻。

　　A周末：《南风窗》20年来都坚持这个定位是有一定难度的。据了解《南风窗》曾几次差点被停刊？

　　 陈 中：我经常和我的团队说，我参与了《南风窗》的创建和发展，可以说是用了我的下半生吧，我觉得值得。我对《南风窗》的发展能够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我心态比较平和，我不会提出时下流行的“愿景”，要达到什么高峰。我只想把编辑工作向更成熟的方向引导，只要是负责的、务实的，同时面对中国国情的现实复杂性，这是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就要有心理准备。我随时准备承担责任。我随时准备下岗，但我任何时候都为《南风窗》骄傲。

　　“新闻职业就是要追求新闻，新闻事业的发展得益于新闻人的成长，我们还有一句话是‘人才与事业共长’。同时，我真心感谢《南风窗》的读者，《南风窗》的读者是最忠诚的读者，最可爱的读者。《南风窗》的发行量自创刊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波动，读者的忠诚度非常高。《南风窗》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许多读者是十几年的老朋友。”

　　A周末：《南风窗》如何培养自己的采编队伍？

　　陈 中：理念和共识是最好的基础，在具有共同理念的团队中，在成长中相互影响，比单纯的管理更有效。我们的一些编辑记者曾说，他们对《南风窗》的感情是一份清教徒的感情。所以，《南风窗》的文章被转载率很高，被知识界的引用率也很高，口碑也是很高的。我希望今后能在封面、版式、内容上更上一个台阶，把《南风窗》的品质不断提升，使《南风窗》像我们的口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呈献给更多的读者。